交汇点讯 一人两次参加殿试，第一次考中探花，第二次考中状元；一人先考中武解元，又考中文解元……大多数人对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的文举了解较多，对武举了解相对较少。近日，在中国科举博物馆上举办的《武举名人与趣闻》讲座上，盐城师范学院教授许友根讲述了中国武举的历史和奇闻趣事。

　　清代外场（技勇：弓、刀、石）三项考试图。

　　在古代科举制度中，文人可以通过考试博取功名，武人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科举考试——武举获得功名。武举创始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前后延续近1200年。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和文举一样，武举考试大致分为四个等级进行：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殿试，皇帝为主考官，共分三等次，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

　　“一个人怎么能参加两次殿试呢？武举考试中还真出现了这奇特现象，史上唯一。”许友根说。

　　清朝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阳曲人马瑔曾考中一甲第三名武进士，即探花，授任二等侍卫，后来出朝担任福建抚标右营游击。由于和同事有了矛盾，两人打架，都掉进护城河里，影响很不好，朝廷下令，革除两个人的职务。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改名为马全，又重新参加科考，先是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马全参加殿试，乾隆还将他认了出来，马全当即叩头谢罪，讲明原委。乾隆并没有追究，反而将他点名为一甲第一名武进士，授任头等侍卫。

　　一个官居从三品的游击，职位已经很高了，但只要有过错，造成社会影响，就需要承担责任，可能会削职为民。当然有过错并被处分的官员，改过自新，仍然可以得到重用。这说明当时朝廷包括皇帝主要还是看重成绩。

　　据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记载：“泰州刘荣庆、刘国庆同胞兄弟为武状元，古今未闻，亦为熙朝（指兴盛的朝代）盛事。”这创造了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的佳话。

　　刘荣庆、刘国庆兄弟二人分别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先后高中武状元。据民国夏兆麟《耐庵丛刻》中记载，刘荣庆将一块三百斤重的大石捧起来放到膝盖上，用毛笔在上面写下“天子万年”四个大字，然后从容不迫地把石头放还原处。乾隆十分高兴，当即钦定刘荣庆“文武兼资，宜其大魁天下也”。刘国庆殿试的时候，乾隆想起前科状元刘荣庆，问大臣曰：“刘氏何德而遂至此？”大臣答：“刘氏同胞状元，此主上之福，非刘氏之私幸也。”乾隆听了非常高兴，终以状元点了刘国庆。

　　而明朝的熊廷弼早年考中湖广武举乡试解元，由于受到上级的呵责，于是愤而又参加了文举，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为文举第一，第二年，又考中进士。清代平步青撰的《霞外捃屑》记载：“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这是熊廷弼家中的一副对联，意思是：连中三元的文人士子，古往今来有很多；能中得文武两解元的，世间只有我熊廷弼。

　　武举石（中国科举博物馆藏）。

　　据学者统计，科举时代大约选拔了10万余名进士，其中武科进士有1.5万人左右。因为资料缺失，唐代武举只考证出23人，宋代2300余人，元代未设武科，明代4000余人，清代8000余人。

　　为什么一般人知道文举较多，了解武举较少呢？许友根表示，古代自两汉开始出现“重文轻武”的社会倾向，因为皇上都担心武将拥兵自重，到了宋代愈演愈烈，以至出现了“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的现象。两宋以降，“文弱书生”开始成为读书人的代称，致使武举出身的人往往仕途不顺，武举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远不如文举。史籍中记载不多，武人的作品也很难像文人的著作那样广为流传，所以普通读者对他们也就知之甚少。但朝廷通过武举考试，选拔出了具备一定战斗能力和管理才能的人才，这些人成为军队和政府的中坚力量，为国家安全作出了贡献。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民仆

　　图片由许友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