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ChatGPT为代表的AI机器人正引发全民热议,对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即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变革,人们既深怀憧憬,又充满焦虑。ChatGPT会取代人类吗?AIGC会颠覆新闻业吗?面对这样的“世纪之问”,《传媒观察》杂志与知名学术社团“数字交往小组”联合主办“激荡AIGC”主题对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成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张子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曹轲、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邹军等八位数字交往小组的新闻传播学学者相会云端,从多个视角观照AIGC与即将到来的智能交往时代,展开了一场雄辩争锋、思想和鸣的学术对谈。
智能机器人或将全面进入人类生活
“未来,ChatGPT等实体或非实体的机器人将全面进入人类生活。”对谈会上,彭兰教授“先声夺人”,她认为,在对话情境、情感表达与互动、风格个性等方面,机器迭代可能没有关键障碍。不过,在经历共享、身体表现与互动等方面,机器永远有其局限。她同时强调:“未来,人机交流可以帮助人类认识人与机器的差异,明确‘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
对此,邓建国教授深有同感。他通过研究发现,这一代ChatGPT确实体现出一定的创造能力,“它能编造出此前并不存在的表达,比如创造小说、诗歌和戏剧,甚至进行计算机代码写作。”邓建国预测,未来,大量AIGC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原创作者”的观念也会发生改变,ChatGPT可以高效地生成各种模式化的内容,让人类腾出脑力从事更多的创造性工作。
王成军副教授进一步分析道:“只有罕见的、非典型的组合能带来颠覆性创新。而在这一点上,ChatGPT恰恰做得很好。在未来的人机互动中,人们可以找到思考问题的新角度。”由此,张子柯教授认为,AGI(通用人工智能)即将到来,“AGI的终极个性化的愿景是‘用户自我化’”。他认为,未来,个性化定制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可以完善现有的互联网利益分配制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惠。
AIGC的第一次大规模应用未必在新闻领域
ChatGPT风行全球,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会取代记者。不过,拥有30余年新闻媒体工作经验的曹轲教授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AI技术还不够成熟,且新闻行业本身也存在特殊的门槛和障碍。曹轲推测,AIGC技术的第一次大规模应用未必在新闻领域,因为这一行业的产业性较轻,往往难以承载技术的成本。他建议大家更多关注AIGC对社会各行各业产生的冲击,进而让AI技术更好地为新闻生产所用。
对此,王成军认为,近期ChatGPT掀起的狂热讨论,其内核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的取代所引发的焦虑。这背后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经济叙事。这种叙事之所以具有穿透力,是因为ChatGPT的易用性(激起人类的好奇心、更容易接触、成本低等)和有用性(可以写作文、写论文、写代码、写公文等)。
那么,ChatGPT在新闻生产方面有什么样的应有前景?邹军教授提出“问答式新闻”的预想,这是一种用户向AI提问、机器立刻通过智能化搜索告知事件进展的新闻形态。对此,曹轲推测,这种智能化、个性化的新闻形态确实可能在未来出现。对这一预测,杜骏飞教授也表示认同。他发现,“集成各类APP形成个人化智能APP”的创新设想已在尝试应用。曹轲进一步强调,在AIGC时代,对新闻生产中“真实性”的理解就至关重要。对此,邓建国教授补充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伦理就显得特别重要,而且过去的技术伦理未必适用于对未来的研判。
随着这个话题的深入讨论,邹军抛出“ChatGPT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替代搜索引擎”这一问题,指向AIGC对用户实践的影响。对此,胡泳教授认为,ChatGPT只可以部分取代搜索引擎,因为ChatGPT给出的答案难以真正获得人类的信任,且搜索引擎公司未必会吸纳其在满足情感交流方面的功能。
每一种新技术的应用都带着“偷懒”的诱惑
随着对谈的进一步深入,一个更为深刻的话题不可回避,那就是:ChatGPT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胡泳发现,人工智能的内容输出往往看起来正确、本质上错误。他提醒大家,机器人之所以有所谓的“阴影人格”,是因为其训练模型源于开放网络。人类的日常语言本质上是有偏见的,甚至不乏仇恨。很大的危险在于,ChatGPT会倾向于加强人类对话的缺陷。邹军也认为,ChatGPT的回答质量与提问关系密切,这延伸出个人数据保护、版权、算法缺陷等数据治理问题。张子柯教授担忧,我们的下一代如果跟不上AIGC的发展,便难以适应社会,这将导致整个社会的阶层固化。
基于AI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胡泳强调,可能需要对人工智能的开发者进行更严格的“苛责”,使其时刻意识到自身的“少数人”身份,提醒其有可能带领大多数人奔向悬崖。
对此,邓建国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上述价值判断皆基于当下作出,未必适用于将来的社会模式。对这一观点,杜骏飞表示认同,“与其强调对少数人的苛责,不如重视对落伍者的补偿。”他认为,针对ChatGPT的禁令并不能阻挡AIGC的发展,因为AIGC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类比《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种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的台词,杜骏飞提出,“有的技术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种应用都带着偷懒的诱惑。”在他看来,“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当不平等加速的时候,我们的抵抗不要失速。”
在没有答案之前,提问是最珍贵的
ChatGPT虽然横空出世不久,但它已深深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对谈会上,王成军提出,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大家对世界的认知,是此种媒介技术最值得深远考量的地方。邓建国以“历史上汽车取代马车时人类如何应对”类比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冲击。胡泳则认为,汽车与马车的关系迥异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杜骏飞则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提醒道:尽管作为交通工具的马必然渐渐消失,但在短时间内,马车夫的生计仍然需要关心和救助。他回应彭兰教授提出的“人和机器互为尺度”的议题,认为人最不可被取代的或许恰是看上去充满弱点的人性。
胡泳认为,从目前的统计结果来看,很多人或许不在乎机器人是不是传达事实,而在乎机器人传达的情感,人类很有可能将进入“幻觉时代”。彭兰、邹军则认为,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应用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一种信息的普惠,对于互联网的想象仍然可以是浪漫而乐观的。杜骏飞强调,面对即将到来的人机融合、虚实共生的环境,我们应成为一个冷静的、警惕的“未托邦”论者。毕竟,当我们可以预知灾难的时候,拯救就是可能的。
在热烈的讨论中,“激荡AIGC”对谈落下帷幕。《传媒观察》主编赵允芳以拉脱维亚一个小渔村的故事喻指人类在各种不确定性面前表现出的不屈精神,呼应此次对谈的精神意义。杜骏飞总结道,数字基础设施的设计师们正在打开一扇未来之门——在没有答案之前,提问是最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