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建设网络强国，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战略性问题。网络安全法治体系现代化建设，既是保护网民合法权益和网络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维护国家网络主权和国防安全的必要条件。

我国网络安全法治体系建设的主要特征

网民结构的复杂性与触网低龄化趋势明显。CNNIC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达10.5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4.4%。其中，30岁以下的网民占比高达34.9%。

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快速化态势明显。据统计，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4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2%。面向未来，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网络安全治理结构的跨界性凸显。新时代，我国网络治理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技术平台、媒体、用户、行业组织等为网络安全治理的重要主体，借助开放、平等、交互等互联网特征，认知方式、思维模式、创新体系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跨界融合。

网络数据安全正在步入法治轨道。近年来，我国颁布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等战略文件，出台了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法规，形成了顶层清晰、目标明确、框架完善、机制健全的制度体系，初步构建起了我国在网络空间的“四梁八柱”。

打造一体化网络安全体系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我国网络安全法治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网络安全法》相关配套法规细则亟待无缝对接。《网络安全法》指导性条款过多，软法比例过高，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刑法》和《网络安全法》的适用处罚不均衡、不对称；缺乏网络立法的整体规划与顶层设计，存在大量的立法真空、立法漏洞。

网络生态乱象面临新动态，营造良性网络生态任重道远。一些网络平台、商业机构和意见领袖不断炒作，制造群体撕裂，成为网络安全重大隐患，网络水军手段也在不断升级。同时，网络黑公关力量开始向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进行跨平台转移，其使用的技术手段也愈加智能化，为规避监管开了方便之门。

网民的网络法治意识亟待提升。一些网络不文明现象尤以网络暴力侵害问题最为严重，网络空间本质的“去中心化”、匿名化，导致社会失序、道德失范等一系列问题，网络暴力逐渐升级为带有严重侮辱性的造谣，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甚至人身安全。

制度建设“分散化”与“碎片化”亟待整合。网络平台和政府分别占据技术和政策优势，其他主体难以深度参与治理议程设置、决策设计；政社、政市、社市等之间的信息共享、交流协商、角色分工和民主参与机制并未实现精细化的系统设计，各主体间的联系未实现深度融合；不同主体的法治素养差异较大，相关主体法治素养的欠缺难以形塑公平治理的主体结构。

网络“泛娱乐化”对国家安全影响亟待规范。网络“泛娱乐化”打破了娱乐本身的边界，突破了娱乐应有的底线，引发过度的娱乐热潮。从个人信念看，它弱化了对自身理想信念的坚守；从媒介导向看，它削弱了媒介教育和宣传的责任；从国家治理维度看，它混淆大众的舆论视听，削弱国家的政治权威。

推进中国式网络安全法治体系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完善立法配套，强化网络空间法治保障。一是完善配套立法，推动《网络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协调，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二是加快立法进程，提高立法内容的前瞻性。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通常在两年内会进行周期性的更新。三是抓紧补齐短板，健全互联网建设和数字治理急需的法律法规。加强数字技术领域立法，及时跟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相关法律制度，抓紧补齐网络空间立法短板。

建设与治理并重，深化“清朗”“净网”行动。构建网络空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制度，加紧完善网络空间治理顶层设计，加快开展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加大网络治理力度，不断完善网络准入制度、分级分类、平台管控等制度；提高网络舆情技术监测手段和舆论引导能力，健全举报平台和举报机制，完善惩戒制度；推动构建“政府+媒体+网民”的监督体系，提高政府监督效力，以柔性政策引导舆论走向理性、科学。

发挥主流引领，提升网络安全监管责任意识。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官方要及时正面地发声，引导大众主流意识导向；凝聚网络正面力量，加强线上线下教育引导，培养意见领袖发挥引领作用，并通过高质量志愿者把网络安全法治送到学校、社区；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互联网企业责任意识。

促进多元协同，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实际行动践行“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在应对风险、挑战或冲突时以合作的态度同舟共济；综合施策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筑牢网络安全治理协同共治格局的主体基础；建立统一的网络治理平台，在政府与行业组织、网民间实现信息共享。

凝聚价值共识，强化网络安全思想引领。坚守人民立场，提高娱乐文化内容的供给质量。推动媒介升级，以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增强媒介对于信息的筛查能力，拦截并剔除泛娱乐属性信息；合理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推荐等技术，促使主流意识更好地“分众传播”，从而提高传播效能。提升受众辨识能力，防止泛娱乐主义侵蚀。

张勤 周栋栋（作者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城市社区复合体治理韧性建设研究〈22AGL03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突发事件下江苏城市治理风险防控研究〈21ZZA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