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溧阳鲍家遗址。烈日当空，2000平方米左右的工地已被挖出多个深约20厘米的“方格”，每一个“方格”都是一个“探方”，通往几千年前的神秘大门正是由此打开。根据此前的勘探，这个新的工地是一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南京博物院的胡颖芳和同事芦文俊正戴着遮阳帽细心地查看。目前还仅挖到现代层，只发现一些树坑以及现代用具，只有到文化层，才能揭开“面具”，看到真实的“面容”。

　　接下来的日子，两位女考古队员将和同事一起，拿着手铲，不断地重复着刮面、划线、观察的步骤。“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对于她们来说，漫天的沙土吹尽也可能没有发现金子。每天的考古现场就像打开一个个“盲盒”，也许几个月的辛苦只化成疲惫和失落；也许慢慢扫去浮尘，另一个神奇的世界突然出现到眼前。

　　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考古界崭露头角，顶起了考古的半边天。

　　以工地为家，她们迎难而上

　　远离都市的繁华和家庭的温暖，长时间住在工地旁的民房或板房中，穿梭于泥泞的乡间土路，每天下探方的考古工作枯燥而单调。

　　“真正的考古并不是传奇故事中的寻幽探秘，而是一种常人难以坚持的寂寥。”胡颖芳说。

　　薛玲玲考古发掘现场确认遗迹。

　　长期离家是她们生活的常态。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的薛玲玲对淮安大大小小的工地了然于胸，但她回老家沭阳的次数却越来越少。她记得刚工作的那几年，考古项目常在县区甚至外市，每年有将近10个月的时间都住在考古工地，家对于考古人来说反而成了落脚的“宾馆”。“从春节后考古项目开工到春节前几天停工休整，从一个考古工地换到另一个考古工地，春露秋霜，寒来暑往，是考古人的一年四季。”薛玲玲感慨。

　　每次到野外考古都需要一个领队，领队不仅要制定工作计划，管理勘探队伍，还是十足的“后勤总管”：要去偏僻的工地“打前站”，考虑安排队员们的住宿。荒凉工地的周围往往没有宾馆，这就要联系工地周围的村民，租他们的房子，甚至还要联系装修公司改造成几个房间；如果工地已拆迁完成，就要找临时住处，比如租赁集装箱等；购买队员们的生活用品、联系买菜烧饭的人……这对一个女性考古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都是一种挑战。

　　胡颖芳在溧阳东滩头遗址发掘工地中期验收。

　　胡颖芳担任领队后，最大的压力是随时要进行身份的转换。“我要学会和村民打交道，要和装修工谈价格，要熟悉田野考古的各类技术，确保各项考古工作顺利展开，晚上要整理一天工作的进程，感觉都没有时间去想家！”

　　考古工地僻远，交通非常不便。

　　在朋友看来，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杨平平，是个文静清秀的女孩，令人意外的是，她曾主动申请由室内研究岗位调至艰苦的一线，第一次去工地的经历让她至今难忘。

　　那是2016年，工地在南京市栖霞山东边，“从单位到工地单程需要坐快20站地铁，再转两次公交，然后再步行约两公里。”杨平平清楚地记得。当时没有车送他们过去，她和同事花了两三个小时才辗转来到工地。由于遗迹分布在不同的山头，只能靠自己的双腿。“真的是翻过一山又一山，累了也只能继续走，因为想打的也没有车。”

　　杨平平在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给遗迹拍照。

　　杨平平在这个工地一共待了两年时间，既“沐浴”到了夏日栖霞山上的阳光，又“怀抱”了从长江而来的凛冽寒风。“有次，一条大蛇从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滑过，我当时真的连大气都不敢出。”后来下工地遇到草木比较多的地方，她都会拿一个棍子，在前面打一打，大声喊一喊再迈步。不过她们的辛苦也获得了回报，后来此处被证实为明初应天府上元县烧制南京城砖而设的官窑址。

　　女考古队员的工作究竟有多难？现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晓汀记得自己大约二十年前大三实习时，所有学生全到工地上。他们住在村民房子里，房子里没有浴室，村民洗澡就是用一个大盆。她们连大盆都没有，正是八九月份，她们却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也没有洗澡。

　　朱晓汀在新沂东聂墩遗址做人骨鉴定。

　　工作以后，朱晓汀一次来到邳州一工地，住宿租用了附近的一个废弃小学。“房间里没有空调，上面只有一个吊扇，晚上听到蝙蝠在房梁上面爬来爬去，有时听到咔的一声，就知道蝙蝠撞到吊扇上了。”校内的一口井，是所有考古队员的唯一水源。白天一身灰，但电压不够，烧水等好久才能热。女队员们只能先洗一遍，然后到井里打水，再烧水，再冲一遍。洗头就要花一个多小时，洗头后还要洗衣服，忙完后已精疲力竭了。

　　吴雨辰在丹徒区沃得地块用RTK测绘。

　　即使有地方能洗澡，也要等待很长时间。镇江博物馆的吴雪辰从事野考古工作不久，2018年8月，十多个男生、十多个女生来到安徽庐江县的一个自然村，总共呆了三个月的时间。“女厕所是临时搭建的，很不方便。每天最麻烦的是洗澡，夏天几十人要排队洗澡，经常要等到凌晨。”

　　从热爱的种子，到历史的舞台

　　虽然野外的艰难让许多女考古队员不堪回首，但跨入这一行的女性却越来越多。据统计，2007年以后，南京博物院新招进的毕业生，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南京大学考古学2020级硕士班，3名男生，9名女生，后面两届同样是女生超过男生；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19级本科班，2名男生，21名女生；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2级硕士班，5名男生，25名女生……

　　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认为，以前女性考古队员很少，出名的女考古队员更是屈指可数。但如今高校考古专业的女生已经不少于男生，尤其是硕士、博士阶段，不少学校的女生远远超过男生，所以将来从事考古的人员，女性极有可能超过男性。

　　既然这样辛苦，那她们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呢？

　　小时候的美好记忆在她们心中埋下了热爱的种子。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一的陆煜欣现在想起小学看兵马俑纪录片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对秦始皇陵的规模、兵马俑的数量感到非常惊讶，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纪录片中的考古工作者，他们在镜头前如数家珍地科普秦始皇陵的样子，让我对考古挖掘有了浓厚的兴趣。”

　　对宋菁蕾来说，走上这条路比较曲折，但心中的热爱一直没有变，小时的梦想正在离自己越来越近。

　　宋菁蕾（右一）在南京天堡城调查时遇见巨石堆积。

　　大学毕业之后，她进入国内一家旅行社做策划，而后成为了一名出境领队，在旅途中，她看到了很多博物馆，也碰到了在境外做考古工作的中国人，这激起了她对考古的兴趣。2020年夏天开始，她长驻宁夏做研学，彼时社科院考古所正在水洞沟进行发掘。“发掘点离游客通道特别近，我可以看到他们在做什么，还能看到门口浮选仪在工作，我对这些特别感兴趣，水洞沟负责研学的老师看我这么上心，就鼓励我去考文博专业的研究生，我很幸运地考上了。”宋菁蕾如今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一年级，师从王志高教授。

　　野外挖掘的过程中，有时一个“小幸福”，就会深深印在脑海里，让自己沉醉于考古这项工作中。

　　邹楠在三亚的工地给墓地测量和画图。

　　邹楠是南京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硕士三年级学生，曾在海南实习，那是2021年9月，他们在艳阳下挖掘沙地，清理墓葬，没有板凳和遮阳棚。她拿着画板对着墓主绘制，就这样画了一两个小时，汗如雨下，察觉不到热。“我的导师赵东升老师说：‘我们面前就是几百年前的人，我的汗水滴到了他的身上。’而我那一刻就似乎在与古人对话，感觉非常神圣。”邹楠说。

　　徐银爽在探方内用手铲给遗迹画线。

　　去年2月中旬至6月，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大四学生徐银爽都在江苏溧阳古县遗址（西区）工地度过。采访中她给记者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她和学姐学长们在夜幕降临之际，用手电筒照明，将地面浸湿，一旁的小狗墩墩跟着她们提的水壶来回跑着。“这是为了让清理过表土的探方表面润湿。这是我去年相册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拍摄于我们晚饭后回工地加班的时候。每次翻到，我都觉得非常美好，就像以天地为舞台，以日月为聚光灯，演绎着与古人对话的人生。”徐银爽说。

　　在时空坐标处，开掘收获与幸福

　　野外挖掘时，新的发现带给了她们最大的快乐，也是她们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

　　陈祖滢在探方里划地层线。

　　“我第一次独自发现了一个柱洞，觉得很有成就感。”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大四学生陈祖滢回忆，在薛城实习有一个多月后，她的探方相较于其他人的探方所发现的遗存较少，心里有一点难过。一天上午，她在刮完面后发现有一小块椭圆形的土色特别浅，就怀疑这是一个柱洞，她立刻让工人停止继续下挖。又和同学们把整个探方再次进行了刮面后，发现了更多有规律分布的柱洞，最后确定了她的探方存在一处房址，这正是薛城遗址的第十处房址，也是她探方中的第一个遗迹。

　　陆煜欣难忘的是在江宁陶吴大长山的一次考古区域调查。当时学校组织了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共24人，其中15位女同学，9位男同学。天气十分炎热，他们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最终在陶塘边东北方向的地表上发现了大量散落的残存墓砖。“根据这些散落墓砖花纹和形制，我们初步推测此处可能为东汉至六朝的墓葬群。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墓葬遗存，正是因为发现这些，才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自己才会坚持下去。”

　　廖汝雪在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去年，三峡博物馆文保与考古部的廖汝雪在重庆綦江区开展了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跑遍了当地几乎所有的乡镇街道，调查点80多处，但基本一无所获，那种挫败的情绪是折磨人的。最后一周，我们前往綦江区南部一处山体半山腰的溶洞做最后的努力，没想到的是，我们发现了两处用火遗迹，采集到石制品5件、骨片数件、动物化石数10件，对此前未有同类遗迹发现的该区域来说，无疑是一次重要突破。”大家在洞口雀跃大叫的场景也成为廖汝雪最难忘的画面。

　　在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后、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芳芳大大小小20次田野考古发掘中，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一次帝王陵的“意外”发掘。2013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借苏州考古研究所平台，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发掘资质，由刘芳芳填写挖掘申请，她清楚地记得那时挖掘申请表上的项目名是“隋唐小型砖室墓”，而在后来发掘过程中，才发现这个墓里埋藏的居然是历史上颇有争议赫赫有名的隋炀帝杨广。

　　“如果经过我们的考古，能为这座城市留下一个地理坐标，那将是我一生的骄傲。”刘芳芳说。

　　万娇2001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学习，2008年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她曾经发掘了一个明末清初废弃的白酒作坊遗址，后来经研究，才发现这是现存唯一一座保持了明代格局的白酒作坊遗址。

　　“考古发现和研究在不停的刷新我们对过去世界的认知，自己的一个发现，有可能就是整个考古界的新发现，虽然这是少数最最幸运的时刻，但带来的快乐无以表达。”万娇说。

　　“至今记得第一次画出灰坑边界线的成就感，第一次在探方里发现石箭镞的欣喜，想到我们的工作能够跨越时空限制，联结古今，发现与记录下数千年来的人事更迭，或许也是一种特别的幸运。”芦文俊说。

　　薛玲玲拍摄墓葬平面照。

　　为什么进入考古队伍的女性越来越多呢？薛玲玲认为，很多女性喜欢考古，但以前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现在更多的女生可以选择自己热爱的工作。

　　朱晓汀表示：“不论是野外挖掘能力还是适应能力，女性并不比男性差，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考古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激励了更多的女性从事考古专业。”

　　江苏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镇江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书敏认为，条件改善给女性进入考古界带来了新的机遇，“我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科技等取得了辉煌成就，考古工作的条件越来越好，住宿、交通、环境等渐渐都不再成为限制女性的因素。比如以前女性还担心在野外日晒风吹，现在帽子口罩、长袖长裤，可以全副‘武装’，减少了她们的顾虑。”此外，一些文博部门此前可能存在女性在考古领域不如男性的刻板印象，可能很少招女性，甚至不招，“现在大家都认为女性在这一行也能做得很好，不再有歧视了，从事的女性自然就增多了，这也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王书敏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民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