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得好，‘薪尽火传’。烛薪的燃烧时间总是有限的，而一个再强大的人，生命也有尽头。但薪燃尽了火种却不灭，一路传下去，这就是文化传承。”

　　5月26日，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程千帆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系列讲座”的首场讲座，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讲述恩师程千帆与南京大学的故事。今年74岁的莫砺锋教授，于5月23日结束了自己教学阶段的最后一次博士生课，这是他在告别讲台后的首场讲座。他深情回忆恩师，寄语“程门弟子”和传统文化研究者，薪火相继，传承好文化基因。

　　从化学改念中文

　　秣陵乃少年歌哭之地

　　“程先生一直说，两个人能成为师生，一个人成为一个学校的弟子，都是前生的缘分。”讲座现场，莫砺锋侃侃道来程千帆先生与南京大学的往事。程先生十多岁时，先在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有恒斋”念私塾，后又转到金陵中学接受新式教育。他在中学时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化学老师王实铭先生，由此产生了对化学的兴趣。“1932年，程先生从金陵中学毕业，获得保送金陵大学的资格。开学时来报到，想读化学系，结果走到报到的地方一问，化学系学费要150大洋。程先生家境清贫，他打听到中文系的学费最便宜。就临时改念读中文系。”莫励锋回忆了一个细节：虽然改了专业，程先生进金大后，仍正式选修了化学系戴安邦教授的课。戴先生后来成为著名化学家、中国配位化学的奠基人，程先生直到晚年，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路遇戴先生时仍敬执弟子礼。

　　程先生临时改念上中文系，对他后来的学术人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也为他结下了另一份缘分——程先生进金陵大学的前一年，苏州才女沈祖棻从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转入南京的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沈祖棻是浙江海盐人，但出生在苏州，她的诗里因此有‘家近吴门饮马桥’等句。她报考中央大学商学院是听从父命，但读了一年，觉得跟自己性情不合。所以同学们，选择志愿非常重要。”莫励锋以此劝说年轻学子，“一定要选一个跟自己性情相合的学科，你愿意一辈子从事于它，终老于斯，才幸福，才美满。”

　　沈祖棻于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随即考入金陵大学的国学研究班。她在读研究生期间与程千帆相识。两人相交相知，爱情也随之到来。堪称天作之合的这对夫妇，不但在诗词写作中有琴瑟唱和之乐，而且在学术上互收切磋之益。可惜后来他们与祖国一样经受了漫长的苦难命运。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很快南京沦陷，沈祖棻与程千帆开始躲避战火。他们在安徽屯溪匆促完婚，新婚不到半载，日寇进逼，两人仓皇之中开始了9年的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沈祖棻先在江苏师范学院任教，1956年投奔程千帆任中文系主任的武汉大学，夫妇共同执教武大，在珞珈山下教书育人。然而，1957年，程千帆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场改造，直到1975年才结束了长达18年的右派生涯，沈祖棻却于1977年6月27日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沈祖棻曾有感赋：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程千帆唱和：巴渝唱遍吴娘曲，应记阿婆初嫁时。莫励锋深深体会到老师的遭遇，倍感痛心：“1977年的春天，程千帆先生蜷缩在珞珈山东湖，一个小渔村里的小屋，为沈祖棻整理遗稿，可以说是处于人生的最黑暗的时候。到了1978年，南京大学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拍板，聘请程先生回母校任教，并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教授到武汉去接洽。叶教授到武大后，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东湖边的那所小屋里找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于是，武汉的街道居民名单中少了一个名字，而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则有幸拥有了一位学识非凡且循循善诱的好老师。

　　时隔多年之后，在南大为程千帆先生庆祝八秩寿辰时，程先生当众对匡校长表示感谢，引东晋习凿齿对桓温所说的话：“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当时，听者无不动容。在匡老病危之际，程先生前去探望，对匡师母说，是匡老给了自己20年的学术生命，终生感谢他老人家。“程先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晚年到南大来，得到重用和信任。他的分秒必争，一是要把被剥夺的18年时间夺回来，但还有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对匡亚明校长的知遇之恩终生感怀，以此励己。”莫励锋说。

　　为师为范，

　　为“两古”学科奠基

　　在弟子莫励锋眼中，程千帆先生热爱学术，也有搞学术的天分。“先生读本科的时候，已经才华横溢，头角崭露，在学术研究上体现出非常良好的前景。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成了武汉大学的三级教授、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那时已经确立了他独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我们现在南大‘两古’学科的老师念兹在兹的：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或者把文艺学的研究和文献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学术研究中断了18年，等到又回到南大继续工作以后，程千帆先生以无比的努力跟热忱投入了他的学术研究。其实，在被打成右派的18年间，程先生仍然凭借深厚扎实的古文功底和争分夺秒的耕耘，坚持读书和思考，这才能厚积薄发，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觉得，他的学说还有一点最好的精神，就是带着问题意识来，一定是为了解决某个重要的问题，得出有益于整个学术发展的一个结论。”莫励锋说。

　　他还认为，程千帆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最值得后人学习和倡导是谦虚谨慎的精神。“他对于自己的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只要有人指出来有不对，他立马就虚心接受。”莫励锋回忆道，程先生曾经在课上偶然提到两句诗“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并说这是明人所作。而他正好对这两句有些印象，就告诉老师这可能是王维的句子。经核对以后，程千帆第二次上课时就承认自己讲错了，并鼓励大家今后都要力求准确。程千帆写过一篇《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对在《全唐诗》中被列入“无考”类诗人的唐温如的一首作品作了深刻的论析。文章发表后，中山大学的陈永正教授作文指出：唐温如实为元末明初人，“《全唐诗》收录此诗，实误”。对于谊属后辈的陈教授的指正，程先生虚心接受，并在论文结集时专门写了《补记》，先引陈文的主要观点，后说：“因为不想掩饰自己读书不多，见闻弇陋而造成的失误，没有对已发表过的文章再加修订，读者谅之。”这是何等坦率的胸怀。

　　有性格、有风骨，

　　人格精神源远流长

　　“程先生一直认为，大学最重要的任务是育人，教书是第二位。”莫励锋说，“他认为不管培养哪个层级的学生，都必须要把培养健全的人格精神看作首要的任务。”莫励锋感慨，程千帆先生有性格、有风骨，在人格精神方面终其一生都有着极高的追求。“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晚年虽略有著述，但微不足道，那么他值得欣慰的是什么？他认为是培养了学生，比本人的学术研究更重要。”

　　莫励锋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前期，有一次南京大学召开全校工作会议，中层以上干部都参加，程先生也去了。“科研、教学一路讲过来，讲完了自由发言，程先生上去说，刚才听了半天的会，为什么听来听去说的都是理科的事情？”莫励锋说，南大是一个文理兼有的综合性大学，程先生的直率表达，对于南大后来扭转“重理轻文”倾向，让文理基本发展平行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种性格，其实根源就是对祖国文化事业的热爱，是一种高度的责任心。”

　　在程先生晚年的撰述活动中，有一个情况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那就是整理别人的著作。“如果说程先生晚年整理沈祖棻的遗稿，是出于燕婉之私，那么他下大力气整理老师们的遗稿，这就完全出于学术的公心了。”莫励锋介绍道，程先生晚年，黄侃先生的《量守庐学记》《黄季刚日记》和汪辟疆先生的《汪辟疆文集》《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等，他都亲自参与整理。

　　回想起程千帆先生临终前的场景，莫励锋再次落下了眼泪。“他（从昏迷中）突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紧，然后睁开眼睛说：‘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黄先生。’我听了以后热泪就涌出来了。程先生指的是黄侃的日记还没有出版，虽然这部日记已经整理好了，交到出版社去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出来，他放不下心。”按说在临终前最牵挂的应该是自己的文集，而程千帆先生惦记的却是自己老师的日记。莫励锋感叹，从这件事，足可见程先生的道德人格：“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程先生光大了师门学术，应该是黄先生、汪先生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学生，但他自己觉得还有愧疚。我们做学生，一定也要有他这样的人格精神，仁者爱人，不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程千帆先生跟我们南京大学是有缘的，他的学术生涯的起点和终点都在这里，他是南大‘两古’学科精神上的奠基人，他的学术理念、学术精神、学术态度，为专业和整个学术将来的发展‘铸魂’。”在莫励锋看来，作为“程门”的人，要把这样的“魂”继承好：“从事古代文化研究，对于古籍经典中所蕴含着的文化精神，比起其他人更有责任来领会、弘扬和宣传。文化精神就是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它必须要代代传承才有生命。”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吴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