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64期）
【视点】
【繁花】
【艺评】
【新潮】
【视点】
美好生活图景，这样徐徐展开
——第二届紫金文化产业论坛眺望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
仅凭一台单反、一部手机，来自四川深山的美食视频博主李子柒让中国风田园生活席卷了全世界；《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等新中国70周年献礼影片，完成了主旋律叙事、全民共情和商业成功的典范结合；5G旋风骤起，中国产业如何变革引发世界关注……回顾即将落幕的2019年，我国的文化产业领域呈现出一系列新亮点、新趋势。
12月14日，由省委宣传部、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主办的第二届紫金文化产业论坛暨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2019年年会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国内外文化产业领域“最强大脑”纷至沓来。论坛聚焦“变革与转型：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它所回眸的，是过去一年的产业发展亮点；它所眺望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5G大规模商用即将吹皱的“一池春水”。
5G已至，
数字+文化能有几多惊喜
今年8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等联合发布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指出，以5G为代表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能对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颠覆性影响。
论坛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戴伟辉勾勒了一幅令人向往的未来图景：阴雨绵绵的午后，你想听一曲音乐，打开手机时发现音乐服务商已经为你匹配好了雨天你爱听的旋律；心情陷入低谷，它立刻贴心地为你准备了甲壳虫乐队或周杰伦的歌曲；再戴上VR眼镜，你会在下一秒沉浸于MV的立体环绕中，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扰……在和音乐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项关于“音乐的情感计算和消费者的心智模式”的研究中，戴伟辉运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的心智模式，研究人们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喜欢听哪种音乐，以及根据脑电波等神经学知识技术确定每一首歌曲的情感参数，然后在两者间进行精准匹配。毫无疑问，这样的算法推荐将会“比你更懂自己”。
“5G的高带宽、低时延和全方位的网络覆盖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在线、高品质地欣赏音乐，这将构成5G时代重要的文化消费形式。”戴伟辉告诉记者，“在这一背景下，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神经学分析的算法推荐将为优秀的音乐作品找到对的人，不仅作品可以得到更好的营销，消费者也获得了更满意的艺术享受和情感疗愈。”
任何一次跨时代的社会变革都伴随着文化与科技的相遇与对话，文化与科技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是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凤亮的观点。科技与文化并非没有冲突，李凤亮个人就不太喜欢近年来的一些晚会风的舞台，认为“炫酷的技术损害了舞台应有的纯粹”，但在另一些时刻，数字技术的巧妙运用掀起了审美的革命——
“正是有了纤毫毕现的‘数字真人’，‘他’的每一寸肌肉的反应都细微而及时，李安新片《双子杀手》才能生动淋漓地表现‘我’与20多年前的‘我’的激烈角力。”李凤亮举例说，“同样地，故宫用AR技术对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进行移步换景的动效展示，山间隐藏的瀑布、村舍人家的炊烟、江上烟波、山间云雾一一清晰呈现出来，这幅以错落有致、层次分明而著称的名作展示出它‘咫尺有千里之趣’的特点。”
《千里江山图》（局部）
数字敦煌
国庆档电影的成功，是2019年数字文化产业领域的别样风景。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看来，《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决胜时刻》等一系列新中国70周年献礼影片，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艺术突破和票房突破，再次证明了国产电影的广阔前景。他赞同电影人黄建新的看法，这批电影的成功在于唤起了亿万观众内心深处的“理想价值观”，同时也离不开更尊重创作规律的叙事方式：“原来许多主旋律电影的主人公是天然的奉献者，观众很难理解其情感和行为动机，而今年这批电影中的奉献则是人物在个体与使命之间做出选择的结果，观众看到了奉献背后的牺牲，故事就有了逻辑起点，观众也生出了情感共鸣。”
尹鸿认为，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再来看2019年国庆档的这些电影，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艺术智慧和商业智慧，“无论是电影文本还是背后的生产机制，都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
文旅融合，
为游客重建生命的意义
这里地处秦、楚、巴、蜀文化交界处，有最大的巴人文化遗址——罗家坝遗址；这里绵亘着巴山夜雨的缠绵情思，生长着原生态的青山绿野，蕴藉着土家人灵性豁达的生命能量……过去四年，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向勇主要做了一件事：回到故乡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白马镇，以文创介入乡村营造的模式，使破败闭塞的故乡焕发新生。
在这里，每一处规划设计都精心联结着新与旧：一间花田书院，延续着巴地诗书耕读的文化传统；河滩营地、篝火场、珍果采摘园，使游客得以体验渔猎采集的先人生活；向勇家祖传老屋则变身“花田间国际乡村创客营地”，发展出课堂支教计划、创客驻村计划、农夫体验计划、花田实验计划等核心业态。向勇介绍，今年这里还举办了首届大巴山花田艺穂节，通过艺术家与村民的共生创作，以创意激活当地的民俗文化、手工造物等文旅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格外关注当地文化和人心的重建：“对村民来说，故乡新生让他们去得了远方，也回得了故乡；对游客来说，这样一场充满创意的乡村文旅之行，不只是旅行，更是对地方价值的分享、与地方的情感连接，以及生命意义的重新寻回。”
首届大巴山花田艺穂节
在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炎看来，当下，大众文旅消费正从表层的感知向深度体验转变，从“悦耳悦目”的追求向“悦心悦意”转变。在这个阶段，文化内涵不只存在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中，还蕴含在建筑、环境、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对地方日常生活的体验将取代奇山异川成为游客更青睐的对象。在这背后，是游客消费心理的悄然转变。
“怀旧正成为现代人重要的文化心理。”李炎说，“现代性怀旧情结指向的不再只是故乡、童年，还延伸到对从前的文化身份、信仰、更纯粹的社会关系和淳朴的道德观的怀念。现代旅游者越来越希望从眼前的都市生活中短暂地逃离，在对‘别样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体验中，来获得关于生命的启示。”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认为，文化旅游蕴含着区域亚文化体的族群记忆，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文旅融合正成为完成个体身份构建、重建文化认同的重要路径。
台北诚品书店
在精心打造的城市文化空间里，消费者触摸到的则是和乡村完全不同的体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者李育菁对台湾书店展开了样本分析：位于台湾大学的唐山书店在上世纪70年代曾是学术争鸣的重要阵地，如今，这里凌乱堆积的书籍、四处张贴的小众电影与文艺活动海报，仍流露着浓浓的学术和文艺氛围；雅痞书店则刻意复现上世纪20年代巴黎大都会那种慵懒、浪漫而惬意的氛围，一杯咖啡、一道美食、一场沙龙，令读者宛如置身巴黎文艺黄金年代的美好时光；作为全台湾第一家专卖世界各国侦探小说的“侦探书店”，从招牌到摆设充满浓浓侦探风，在这样的环境里，随手翻开架上的一本侦探小说，读者就能立刻置身追求正义与真相的天堂。
“台湾书店的多样化发展启示我们，今天的书店贩售的早已不是书籍或同质化的服务，而是更加垂直细分的风格、功能和体验，它们为当代城市景观增添了充满活力的文化因子。”李育菁说。
走向世界
中国需要更多“李子柒”
有喜有忧、喜忧参半，这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祁述裕对“十三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总体概括。这一时期，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5年的3.97%提高到2018年的4.30%，2016-2018年年均增速12.5%，突显了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我国文化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海量的文化产品和精品、品牌匮乏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魏鹏举认为，整体来看，中国文化产业仍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得分整体偏低，高效率投资和高质量产出还远远不够。
祁述裕提供
那么，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引擎”在哪里？李凤亮认为，数字技术将成为最根本动力。他尤其强调关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数字化为文化资源的采集、保存、传播和消费提供了无限的便利，有助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化和均等化，提升文化产业等级，打造地方文化形象。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数字化技术无疑是中国文化漂洋过海最轻盈、也最有力的‘翅膀’。”
李向民
当下，5G风口已至，一如南京艺术学院副校长、紫金文创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李向民所指出的，“如果说，在3G、4G时代，中国还可以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业态后起直追，那么，在中国引领风骚的5G时代，我们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探索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李向民强调释放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只有企业家创新，个体企业释放活力，才能推动整个产业的强大。
不过，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单世联提醒，技术理性和人文价值历来是有冲突的：“应当警惕对技术的盲目乐观。我们现在讲AR、VR，如果有一天，我们整日陶醉在戴上头盔所感受到的那个虚拟世界里，那还有没有一个作为主体的‘我’的存在呢？”
尹鸿提供
除了庞大的消费群体、深厚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还有没有别的优势？当然有，那就是互联网。在中国，网民每周上网时长高达27.9小时，他们用网络看视频、听音乐、读小说、进行线上支付和社交。在这个过程中尹鸿发现，互联网正为文化产业创造着新的市场半径和新型的消费形态——任何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包括打赏主播、购买爱豆周边产品，都可以构成以文化为纽带的社交。尹鸿举例说：“我们六零后购买产品时关注性价比，我们的下一代却倾向于‘购买我们那群人购买的东西’，无论‘我们那群人’是一个多么小众的圈层。因此，对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来说，关注需求有时比专注产品本身更重要：任何一个细分人群的需求背后都是广阔的蓝海，也只有任何一个需求都得到精细化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渴盼才能变成现实。”
李子柒
一个能在稻田里插秧、竹林里挖笋、森林里纵马扬鞭的美食博主李子柒，被央视新闻评论为“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却“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她的成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启示。李凤亮认为，镜头里的田园生活不只让外国人，也让生活在中国城市里的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清新气息，李子柒勤奋励志的成长经历，和视频里流露出的亲近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观念，这些积极健康美好的情感切中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纯洁的向往。
一如李向民所言，正义、勇敢、善良以及对亲情、友情、爱情的守护，永远是联结起全人类的最隐秘、最强劲的情感，也是人类文明中最具有可通约性的符码。在由他担任编剧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动画片《大禹治水》中，把禹和妻子的坚贞爱情，鲧禹父子间从误解到涣然冰释的亲情历程，以及父子并肩作战、心系苍生的治水壮举融为一炉。李向民透露，这部中国首部4k超高清动画片已经被美国迪士尼购买了播放权，他相信，这是一部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走进外国观众内心的中国故事。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文
【繁花】
看似很远其实很近，南京这个当代艺术展不“高冷”
多元艺术元素
艺博会开启“南京模式”
作为此次南京国际艺术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在国内首次打出“影像为主体”的艺术牌，境内外27家画廊和机构、50多位艺术家，为收藏家和观众提供一次深入接触和了解影像媒介的机会。
知名画廊“空白空间”的展区如同一间露天视听室。观众席地而坐，戴上耳机，8位中外艺术家的影像作品通过一块块屏幕呈现眼前。李燎的作品中，一位整形美女演讲发言稿；童文敏的作品则是摔打铁条；王海洋的作品是用水彩或色粉制作一些动画——艺术，原来还可以这样。
有些展区更像“微型影院”，四方当代美术馆放映的是菲律宾艺术家谷口玛丽亚的作品《天上的汽车》，作品是对今日菲律宾马尼拉公共交通工具“吉普尼”汽车的全方位展示，并藉此探讨公共交通之于人的影响。当很多参观者在观看这部作品后，受到不少触动。
展会呈现出的时尚多元的艺术元素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关注，曾在英国学习艺术设计的薛莱小姐看过展览后觉得每个艺术家的态度十分真诚，许多作品观感上能够触达人内心的情绪。
来自媒体的赵丽女士认为此次艺展中艺术家不仅表达形式颇具新意，对材料的理解也很有创意，如“林大艺术中心”以铁锈为主题的一些绘画作品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本次艺博会的展会现场还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几天来，每到夜幕降临，“南京眼”步行桥上，一件独特的艺术品就会点亮，这是著名当代艺术家托尼·奥斯勒(Tony Oursler)受艺术节之邀特意为南京创作的影像作品《电波》。
而更多的艺术家则将触角深入南京城的角落。16日下午1点，法国涂鸦艺术家S.ZONG来到南京茶南农贸市场，他不是来买菜的，而是以菜场为“空间”，创作一件艺术品。他的身边竖着一块白板，地上是一堆颜料……两个小时后，白板成了一件油画，也成为这个农贸市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遍布在南京城的20余个艺术空间与互动展览同时开展……
“当前，艺术已经成为国民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南京艺术季受欢迎的深层原因。”本次国际艺术季总策划人之一孔超对记者说。“在保留艺术本体的基础上，让艺术下沉到生活各种场景，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让艺术对生活的改变变得可触及、可感知，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有机会参与到艺术之中，可以说本届艺术博览会开启了‘南京样本’。”
前卫的艺术语言
思考当下的事儿
不同于传统的绘画、雕塑，当代艺术借助多媒体数字技术，在创作手段上得到了极大拓展，但在丰富艺术语言的同时，也让受众变得更加困惑——从事视频制作行业的晓青女士就频频发出“看不懂”“太抽象”的感叹。但其实，当代艺术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高冷，相反，这些艺术作品更积极地参与到当下的社会生活，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直面人类的种种问题。
来自德国的“候鸟空间”画廊此次带来多位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艺术家柳迪的3D动画影像《L.E.M》通过装满动物标本的人体雕塑诠释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作品抽象，但许多观众仍能在动画中强烈感受到这一主题。
“候鸟空间”创始人卢玫对记者说，“不同于传统笔墨的表现，当代艺术家更在意身边发生的事。”卢玫带来的另一位日本艺术家铃木悠哉的作品《原图学——北京》就是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观察所描绘的北京，创作者没有选择天坛这种符号，而是将市民阳台上挂着的衣物、路边的隔离墩、工棚的塑料围布“艺化”为极简的、晶体的、半对称的形状和明亮、炽热的颜色与图形。卢玫解释说，在这个“未来派”所喻意的城市语境里，艺术家将观众看似熟悉的地方投射、想像成含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愿景，从而让受众更加本质地理解城市和个人之间的互动与伴生关系。信息时代，“算法”控制人的一举一动，深陷“推送陷阱”的人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逃离高科技的控制。上海“没顶画廊”艺术家苗颖的“硬核数据排毒”系列作品，就展现了一个信息时代的新型养生方式——“数据排毒”。艺术总监周冰心介绍，作品以空间、动画影像和VR装置，向观者推销一种生活方式——限制使用如智能手机和电脑等电子网络设备的生活方式。
来自南京的“问象当代艺术空间”创始人邢雪刚认为，欣赏当代艺术观众首先得放下对当代艺术的“芥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懂，只是感受不一样。当然有些当代艺术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得太过高深。”
如何让当代艺术走近大众，邢雪刚提出，“其实应该两边都应该做一个减法：“观众把这种芥蒂放下，然后艺术家讲得再简单一点，当代艺术才能更贴近普通人。”
当代艺术品
收藏前景广阔
一块块银幕，一座座装置，当代艺术品有着别样的意趣，那么这些作品如何走进普通人，当代艺术是否可以收藏呢？
卢玫告诉记者，政府和大企业委托制作，他们是当下当代艺术品的主要购买者。而在国外，除了专业收藏机构外，私人藏家对影像作品的购买已经兴起。
“法国、西班牙，都有专门收藏影像和数字艺术的商家。”卢玫介绍，“比如说我们法国的藏家，他就在家里餐桌尽头把原来挂的一幅画，换成一个屏幕，屏幕上就是一个动态的图像，他跟动态的图像一起生活，他觉得没有问题，而且觉得很愉快。”
据她介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把当代艺术品当成未来收藏方向的同时，国内的当代艺术品收藏也在起步。“我们在柏林的展会，三天卖掉一位当代艺术家29件作品。这次南京国际艺术展我们卖掉了两件作品，是上海的商家来买的。”
来自加拿大的画廊“渡月文化”此次带来了博伊斯、刘丹、徐累、毛焰、子明等艺术家的作品，联合创始人陈玟皓认为，南京文化底蕴深厚，本身就具有理解当代艺术的文化积淀，同时传统艺术在南京极为发达，传统笔墨也需要在当代进行更新发展，这是南京当代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潜在优势。
陈玟皓说，“南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文学之都’，是世界对南京人文底蕴的认可。你看这次展览，新加坡、德国、加拿大等。全球各地的重要艺术机构几乎都来了，这说明世界看好南京市场！”
普通观众也对收藏当代艺术品颇有兴趣。从市民朱小姐说，“先不看价格，我觉得好几幅作品，就算放在家里面也不会显得突兀，如果有可能，很愿意尝试收藏几幅当代艺术品。”
交汇点记者 徐宁/文 赵亚玲/图
【艺评】
南京“文学之都”有何时代价值？业内大咖有话说
12月15日，由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南京市社会科学院、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江苏交汇点云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文学之都的时代价值”高端笔会在南京举行。围绕如何建设“文学之都”，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从功能建设、载体路径等多方面建言献策。
10月31日，南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文学之都”，成为国内首个入选的城市。从“天下文枢”到世界“文学之都”，一古一今两张文化名片的迭代，既开启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的南京“新篇章”，也给南京城市的未来发展描绘了新的前景。
下一步怎么用好文学之都品牌？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勇表示，既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通过讲南京的文学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传播中国理念，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要服务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利用文学载体弘扬南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学与百姓生活有机结合，使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与幸福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金元浦，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王长松，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单世联，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王尧，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潘知常，一级巡视员、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叶南客，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薛冰等专家学者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
从人类第一次“杭育杭育”抬木头或“嗨呀嗨呀”打夯筑肇始，直到今天中国几十亿网络文学作品喷薄而出，文学是人类历史上历史最为悠久、最为复杂、历经变化的文化艺术类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金元浦认为，文学作为现代生活与经济发展中的创意源泉，从文学审美的个体维度，进入社会生活、公共文化、城市环境等公共维度，对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代创新型城市告别了‘木桶理论’，即由短板确定一个城市的水平。现在城市的发展依据于‘双塔效应’，即‘灯塔’和‘水塔’，前者让让百里千里之外的人远远看到这个城市的主体形象，后者则通过顶层设计和前瞻性的设计使城市的每一个房间都有源头活水。”
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王长松看来，南京身处丘陵到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过渡地带破碎化程度反而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地理景观，让南京形成“江山河洲湖城”一体的城市景观格局。而不光有山水格局，南京还有深厚的城市发展历程，身处南北和东西方“交汇点”的重要区位。他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阐释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避免“千城一面”，维护地方的独特性的重要性。
“现在叫‘之都’的地方很多，比如创意之都、设计之都、动漫之都等等，我认为文学之都对南京乃至全国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赋权、赋能，而在于赋意、赋魅。所有文学艺术的使命都是重新给这个世界制造魅力，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生活是充实的。”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单世联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则指出，文学作为南京的打开方式，将在当下和未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构建人类美好心灵的一个有力抓手。一级巡视员、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叶南客说：“青梅竹马、东山再起、画龙点睛、天花乱坠……这些成语都出自六朝时期的南京。如果要细数，有600多个成语故事都出自这里。”
感知文学魅力，是建设世界“文学之都”的关键落脚点，不少与会专家从实际操作层面，为南京建设“文学之都”开出“菜单”，力求将南京打造成为人们成为心灵向往的放飞之地。
“让我们的‘文学之都’融入世界体系，不能死守‘天下文枢’这样传统的概念。”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导王尧认为，从文学到文学之都，再转到文学城市建设，南京要对不同的路径有综合的考虑，凭吊过去，抓住当下，还要思考我们能给后人留下什么。他从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编一本《文学南京》读本，它是精神生活的指导；做一本不仅仅是局限在近百年来的《南京文学史》，它是南京的文化名片；打造一个南京文学会馆，有一个文人相聚的地方，把文化遗址保护好；申报一个文学基金，统筹人才、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发展。
“我建议做一些跟文学相关的创意产品。比如，你现在到南京来，带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回去？除了盐水鸭、云锦，有没有与秦淮文化相关的这种好的创意产品？”王尧还特别提到，建设“文学之都”，要加强整个南京市从大学到中学到小学的文学教育，“只有把文学转为个体的东西，南京整个城市的气质才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我觉得《红楼梦》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因为从8岁到80岁的人都知道。”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潘知常说，南京的文化资源丰富，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从品牌发展来看，全世界不知道的事不行，全世界知道的事，现在就要做。“从这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南京对《红楼梦》的关注和宣传还不够，因为南京能走向世界的，首先是《红楼梦》，甚至我猜最大的也是它，其他的可能要集团效应，而《红楼梦》一个就够了。这几年我在外面讲《红楼梦》比较多，我非常知道所有人对《红楼梦》的了解程度。”
在潘知常看来，不管用什么抓手，南京建设“文学之都”的总思路都是：爱好文学的南京与爱好文学的世界在南京相会。从“南京文学”到“文学南京”，“文学之都”的建设，将推动南京从“资源拉动”型城市生产模式向“品牌扩张”型城市生产模式转化，成为南京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强大支撑。
“伦敦有26条文学之路，我们南京能不能建设类似的文化地标？”南京市作协副主席薛冰说，从上世纪80年代起，人们提到南京的城市文化定位，就一直是众说纷纭。从“秦淮文化”到“悲情城市”，从“和平之城”到“博爱之都”，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不能体现南京这座城市的最丰厚底蕴。而“文学之都”的被命名，给了南京精准的发展方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打造全新的“文学项链”，重新串联、整合丰富多样的南京“文化珍珠”。“如果把跟南京相关的文学家、文学名著，包括那些文学名著中提到的南京场景，都设立成南京文化地标，我估计应该不少于100个。”市民也好，游客也罢，行走在南京城，可以如此这般邂逅诸多的文学地标，薛冰认为，无论对于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来说，都是加深了南京“文学之都”的品牌效应。
至于打造南京文学馆一事，薛冰提议既可以新建一个建筑，也可以利用旧有的建筑，“比如，位于清凉山下的江南图书馆，1911年正式对外开放，是中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如果把南京文学馆放在那里，也很有意思。”南京目前已经拥有500多个民间读书会，薛冰说，据他所知，其他城市没有这么多，用好这个专家和大众读者之间沟通的渠道，也是南京建设“文学之都”中可以考虑的一点。
著名作家叶兆言因故未能出席，他提交了书面发言稿。“提高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不妨多设些小型的公共图书馆。”叶兆言认为，高晓松前不久在南京开设的“晓书馆”很值得借鉴。目前，南京各大小区的公共设施齐全，人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品茶下棋，跳广场舞，进行体育锻炼，不妨在此基础上在各个小区建立那种小的便于大家阅读的公共读书馆，让居民可以把家中多余的书（那些只是占据空间，很可能根本不会去读的图书），捐到或者说是寄存到小图书馆里，让大家共享，“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家长，包括让我们自己，闲时可以去那里很随意地读一会儿书。”
交汇点记者 陈洁/文 吴俊/图
【新潮】
三只麻袋
文/徐 风
人生的有些日子,总是被我们记得特别牢，那是因为有往事在支撑。
过往的岁月里，太多的事情就像一节节车厢，在记忆的隧道里它们从来不是静态的，我们想起它们时，一些重要的细节都会跑出来，抖落尘埃，并演绎着当年的情景。
这就回到了1984年。先是春天，这个通常寒暖不定的季节，突然对我释放着巨大的热量。某一日，我被告知，县文化馆的蒋馆长要来看我。那时候，徐风的名字，要去宜南山区某小镇耐火厂的工人名册里去找，那个名单很长，这有点费劲。由此，一个堂堂县文化馆馆长下驾到偏远小镇工厂去看望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在当地无法不构成一桩新闻。
严重的受宠若惊且一无所知，这是假装的。内心里，当然是盛不住的狂喜。这里我必须先郑重提到一位老师：於松生先生。他是当时宜兴县文化馆的创作组长，是他向蒋馆长推荐了我。凭良心讲，那时的徐某人实在乏善可陈。即便要吹捧，无非也是热爱文学，很勤奋，有潜力，稿子写了几麻袋，有些作品可能或即将发表，等等。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谁敢说自己不爱好文学？男女青年找对象，如果没有文学爱好，必吹无疑。蒋馆长的兴趣，或许停留在“几麻袋”的稿子身上吧。很多年后他告诉我，他当时并不指望那几个麻袋里会出现什么惊世力作，但是，用麻袋装稿件这种事情，通常只有报刊杂志编辑部才会有。发生在一个小青工身上，他想看看到底是什么货色。
于是，一次规格偏高的“接见”，在我那凌乱逼仄的工厂宿舍里进行了。我第一印象里的蒋馆长高大而威严，目光有些犀利，但慢慢变得平和。谁让他是个读书人呢，谁让他见到那些他也喜欢的书，便会与一位年龄上比他小了一辈的文学青年，平起平坐地讨论文学呢？
有些事情是意想不到的。那三只被我用来装废稿的、胡乱塞进床底的麻袋，此刻真的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凭良心说，严重缺乏品质感的它们，此时与我的身段一样单薄。但是，蒋馆长却从中看到了我的潜力。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他躬身拉出一只麻袋，顺手拿起一篇已经被某杂志枪毙的小说，看了几页，说了一句话：文字还是可以的嘛。
这句话如重鼓捶心。我可怜的写作生涯里，得到的第一个赞美，竟然庄重如文件之眉批。我当然不会想到，它还链接着我之后的状况改变。
大约过了一个月，县文化局竟然来人，“商调”我去县文化馆创作组工作了。
芝麻开门。是诚心在呼唤？但很快我便得知，工作的调动并不那么简单。第一，我所在的工厂领导非常善意地担心，偶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那个徐某人，一定跟我是同名同姓而绝非我本人，因为，基本没有机会在工厂里显山露水的我，平时连写黑板报这样的事，还不怎么轮得上。贸然地把我“上调”，万一被退货怎么办？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们怕我精神受不了刺激而贻误一生。
第二，我的实在拿不出手的初中学历，成为调动的一大瓶颈。老天作证，虽然我从小偏科，但绝非当年我没有好好念书，而是因为“名额有限”而没有轮得上“推荐”。据说，起先文化局的人事干部并没有在我的学历问题上作梗，倒是我亲爱的厂领导，在关键时刻秉持着他价值观里颠扑不破的公道，他真心认为，厂里有那么多优秀的高中生和中专生，为什么不选拔他们去县里，而让一个初中生滥竽充数呢？
于是，“商调”的消息一时如泥牛入海。据说只有一夫当关的蒋馆长，还在奋力为我争取，他认为徐某人床下那三个大麻袋稿件，就是最好的学历证明。
很多年后他对我说，你以为真是你那三只麻袋打动了我吗？不是，在我和你的交谈中，发现你阅读量很大，而且有思想。你还是厂里的义务图书管理员，听说为了读书，晚上常常在图书室里一待就是通宵。
我不失时机地补充了一句：为了工友们借书，我从来没有耽误白天的工作呢，也没有领过一分补贴。
蒋馆长笑着说，这些我都知道。
他这么一说，我反倒惭愧且诚惶诚恐了。原来蒋馆长“下驾”山镇之前，是做了功课的。我突然嫌自己心太急、话太多了。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不明白，蒋馆长为什么要这样厚待我？我与他非亲非故，我甚至没有给他送过一点礼物。今天的人们读到这里，一定匪夷所思。但这确实是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只能说，那个时代的人，淳厚、干净，正直。
最后的结论是借调半年，以观后效。当时“借调”的涵义，有点类似今天的试用期，对于一个刚上路的新手，这已经是谢天谢地的恩典了。
之后半年，我的日日夜夜，都紧紧绑在一个文学梦上。在县城西郊一间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的阁楼里，我写出了那个时期自己最满意的小说和剧本。我的感恩的心，每天都想对别人倾诉，居然不要我干活，居然能让我在一间安静的办公室里，堂堂正正地写作，还拿着一分不少的工资，太奢侈了，奢侈到我老是担心，有一天这样的生活会戛然而止。说什么青灯黄卷、凿壁偷光，世界上哪一行不苦呢，撑船打铁磨豆腐，半夜里起的都不比写作晚，可他们有多少回报呢?
这半年，是我人生最知足的一段时光，感觉自己能把业余的爱好变成职业，是一件太重大的事。但我的每一个梦境，都在把我奋力拽回那个渐行渐远的山镇，那个闹哄哄的车间里无休无止的夜班和加班，老是在我的梦里翻着跟斗。那是温暖的色调，让我怀念的，是工友们的良善和友爱。但是，若要问我，还想回到那个车间的屋顶下去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从西氿之畔的县城回望山镇一隅，那座城隍山下的灰房子，记录了我多少的迷茫和抗争，我真切地知道了自己的欠缺和短板，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弥补并珍惜当下。
春去秋来。确切地说，那是1984年的国庆节，那一年，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10月1号那天，我正在电视机前看邓小平阅兵，文化馆的一位老师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局里已经正式下达了我的商调令，我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县文化馆创作员了。
居然没有激动。仿佛不是真的。
原先的担心里，不但有文凭的短板，还有体制的落差，我所在的工厂是县属大集体企业，而县文化馆是机关事业单位；更有完全够不着的人脉短板，会让我卷铺盖滚回山镇。我内心是做好了被退回的心理准备的，我坚信手里有一支笔，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放弃写作。可是，在1984年秋天，所有的担心居然都没有成为我调动的障碍。甚至，整个调动的过程静悄悄的，并不需要我自己去奔波和打理。
可想而知，那个时代刻在我身上的烙印，有多么地深。
我十分敬重的蒋馆长，没过多久就调离了文化馆。他对我的临别赠言只有一句话：好好写作。
